穩定大局保江山
──香港政論家看北京兩會                       □許慕貞

    在經過去年的一場巨變後，『穩定』成為了今年人大會議的最高準則。三月
初召開的中共十三屆六中全會，原來有關領導層人事變動的傳言不絕，但結果只
通過了一項『加強黨和人民群眾關係的決定』。在人事安排、經濟、國際局勢上
卻沒有任何政策上的轉變，不斷揣測人事變動的港台和海外傳媒，唯有再一次被
叩上『造謠』之惡名 。

    但熟悉中國形勢的人士分析，人事變動原來的確是今屆會議的議題，如姚依
林辭職; 鄒家華、朱鎔基入政治局; 葉選平和陳希同分別調出廣東和北京等，都
已提上議事日程，但在『穩定』的大前提下，沒有作出任何異動。

    七屆人大三次會議也是在這個基調下召開。李鵬的政府工作報告已清楚點明
『現在全國政治穩定、經濟穩定、社會穩定』，故『為我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穩定
的進一步穩定發展而奮鬥』，便成了工作報告的主題。

    在經濟政策中，仍然沿用八八年下半年確定的治理整頓政策，目的是報告中
所說『為了消除前幾年經濟過熱遺留下來的不穩定因素』。而政治措施方面，除
了提出不容許有人再製造動亂和四個堅持的政治八股外，還提出須依靠和聯系群
眾，消除腐敗，推行廉政等，這個在六中全會後已公佈的決定，據消息報道是中
共考慮到目前正面臨國際困境和國內改革困難的關鍵時刻，必須討好老百姓以走
出困境。

    此外，為免這次會議『出亂子』，在會議召開把去年民運期間發動簽名運動
要求召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的胡績偉剔除出人大，以及把獨自到廣場接見學生的
統戰部部長閻明復趕出政協，都是『下馬威』，警告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不得異
動。一向敢言的香港政協委員徐四民，只能抱怨發言受到限制，顯然這些都是服
從於穩定的大原則。



關鍵還要看中共領導層

    這種高度要求穩定的表現，不啻是六四後政權搖搖欲墜的補救措施。但香港
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陳文鴻認為，中共政權有問題，並非只因六四，而去年
東歐鉅變影響更大。他指出，中共提出『穩定壓倒一切』是在去年十二月東歐鉅
變之際，所以這涉及領導層考慮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問題。陳文鴻說: 『他們
有傾向認為，社會主義在東歐失敗了，現在只有靠中國。』而現時國務院的經濟
研究系統則一貫強調中國要發展起來，必須要有長期的政治社會穩定環境。

    陳文鴻認為李鵬的工作報告是寧可慎重也不希望急進，具體表現在經濟方面
，便是為求穩定大局而犧牲短期利益。陳文鴻說: 『這是一份保守、慎重的報告
，同時反映了領導層對自己的穩定和安全沒有多大信心。』

    在這種前提下，中國領導層在政治上並沒有任何新的應變措施，只是沿用加
強廉政、清除腐敗和聯繫群眾等老方法，藉以重建黨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所以
，六中全會提出了要加強黨群聯繫，幹部要深入基層，加強法制與黨內監督; 而
政府報告也強調加強廉政，清除腐敗，年初已開始公佈一系列查辦貪污大案，較
高一層的有副鐵道部長被革職，以及青海省採金案原省長遭行政處分等，都在人
大會議召開前製造了聲勢。

    這些措施都不是新鮮事物。去年七月底政治局也通過了要做『七件事』，但
成效如何令人懷疑; 所以時事評論員盧子健便說: 『中共有些事是不想做的，如
民主、放權; 有的是想做而做不到的，恐怕便極為有限，最多是調整一下知識分
子的薪金。』故對上述政治措施能否穩定人心，他認為作用有限。

    陳文鴻認為，中共在不敢放權下，也想不出什麼新方法，這些措施對解決政
治困局並不足夠，但『有總比沒有好』。他說: 『十年改革中，中國共產黨的最
大錯誤，是成了一個不革命的黨，一個抓錢的黨。』所以這些恢復中共優良傳統
的措施長遠來說還是有用的。

    不過，兩位論者認為，上述措施始終只是輔助作用，能否穩定政權的關鍵還
在於經濟，只要經濟好，短期內社會便不會出現什麼問題。是以李鵬的政府工作
報告中也說: 『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是前提，經濟穩定是基礎，歸根到底，必須
集中精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而六中全會的公佈，也強調『把國民經濟搞上去
，我們就能立於不敗之地。』



政治措施效用有限

    這次人大會議仍然強調治理整頓政策。所謂治理整頓，是針對過熱經濟進行
的緊縮和調整結構措施。包括控制社會總需求、堅持緊的信貸、壓縮一般加工工
業和樓堂館所，把新增資金和生產力調放短缺部門和清理公司等等。這項政策在
八八年夏天北戴河會議中拍板(論者謂趙紫陽在該次會議中被奪權)，針對趙紫陽
掌政期間的加快開放政策導致經濟過熱，信貸大增，物價暴漲、搶購、擠提之風
四起而訂定至今。

    李鵬政府工作報告和計委主任鄒家華的經濟報告，都強調雖然治理整頓有一
定成效，但社會需求仍然龐大，產業結構調整緩慢，經濟效益差等問題仍未解決
，故治理整頓仍為目下所需。但同時，由於市場疲軟和自去年九月以來工業生產
『滑坡』,連續六個月低增長甚至負增長,故當局天又決定放鬆銀根,增加信貸。

    對上述的經濟政策，陳文鴻認為總的方向是對的，尤其是壓縮通脹方面頗成
功，物價穩定下來，城市中低收入者生活較為穩定。農村方面，經濟政策中首要
之務乃發展農業，提高農副產品的收購價和穩定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和供應，這
都使農民生活較為穩定。

    此外，在治理整頓過程中淘汰落後的鄉鎮企業(去年倒閉了三百萬家)，生產
大軍被迫返回農村，陳文鴻認為雖然會有人不滿，但農村可以承受這龐大的生產
力，雖然不會『發達』，但有基本保障，餓不死; 故除非有自然災害，否則社會
不會有大動盪，而精壯者返回農業生產效率也會提高。

    不過，對鄉鎮企業大量倒閉造成的社會效果，浸會學院經濟系副講師鄭毓盛
便不如此樂觀，他認為把失業大軍趕到農村，是把社會危機農村化，而九十年代
將出現就業高峰期，農村勞力蠢蠢欲動，盲流仍是潛伏的問題。

    至於放鬆信貸，論者批評甚多。陳文鴻便認為，這是要求短期內的政治穩定
，干預了長期的經濟發展政策，因為增加貸款令不符合消費結構，應該受到淘汰
的鄉鎮企業苟延殘喘，生產積壓的貨品，不獨無助經濟效益提高，也無助調整產
業結權，更重要的，是會造成通脹再度出現。

    事實上，工業滑坡和市場疲軟並非因緊縮政策而導致 (八九年貨款比經濟過
熱的八八年還要增加百分之十七),而是涉及產品結構與消費結構不符，但工作報
告中卻未有提出改善結構的具體措施，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李鵬在三月份國務
院全體會議上已提出在上半年的短期間必須扭轉低增長的局面，這顯然是要『好
好睇睇』的政治考慮因素居多。



經濟政策可維持短期穩定

    這種政治影響經濟發展的情況頗令人擔憂，盧子健便認為，把經濟政策政治
化是多年來未有解決的問題。對經濟政策的不同意見，不能用民主和科學的決策
過程解決，而是互相拖延，甚至用了在政治上打倒對方的做法，造成過去幾年裡
經濟政策反反覆覆，多次錯失良機。

    他認為，推動改革和管理經濟須互相配合，但過往不同路線的人互相消耗對
方的精力，到了今天，雖然應該是提出改革的時侯，但已沒有人熱心進行改革,
誰冒頭誰便在政治上有問題。所以，要改變這個情況，還是要政治體制上改革。

    此外，盧子健雖然也贊同部份經濟政策，但卻懷疑人民對『過幾年緊日子』
有何反應。他認為假如政府的威信高，人民可接受一起勒緊褲帶，但當人民覺得
這個並不是為他們謀福利的政府時，便不接受過緊日子了。  他認為目前中國的
經濟恰恰最需要一個有威信的政權，但現狀卻恰恰相反，這是荒謬之處。假若在
八四、八五年進行緊縮，人民便可以接受。不過，陳文鴻卻認為，在目前別選擇
的情況下，不願捱也得捱，因為中國發展水平和經濟條件低，不能靠借錢支撐繁
榮。

    總括而言，盧子健認為在二、三年間要維持經濟上的表面穩定不難，經濟上
少變動和低增長是最『穩陣』的做法，人民也可以接受。他認為這對李鵬政權的
能力而言也是適當的，希望在有累積下搞出生機。但他卻指出，中國政權隔一、
兩年便會慘烈鬥爭一番，所以，誰也難料到中共又會否『再一次自殺』。

    而陳文鴻則估計目前的調整政策會維持四、五年，但期間會有反覆，例如在
當年搶購潮買得的商品使用周期過後，消費力會再出現，信貸將會在下半年再次
收縮。他始終認為必須要有一個穩定局面，才可把經濟困難慢慢消解。經濟環境
穩定，人民便可以接受。他也相信在過一段時間後，當政治、社會和經濟較為穩
定時，政治上將會放鬆，方法是和從前一樣，先在人大會議放寬言論。且看明年
的人大會議有否改進吧!



